雅斯贝尔斯：论马克斯·韦伯的政治思想 | 马克斯·韦伯诞辰160周年纪念专题（二）

身着上尉军服的马克斯·韦伯（前排中间），摄于一战期间

文 / 雅斯贝尔斯

译 / 鲁燕萍 

为了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我以一位从一九一〇到一九二〇年间大家都相当熟稔的伟大人物，作为我们共同沉思的题目。

我要探讨的是，一九一八年，马克斯・韦伯为德国设想的政治目标，如何随着德国的溃败而面临重大的改变，然而永远不变的是，直到如今人们依然将他的政治理想奉为圭臬。

韦伯显然是一位国家主义者，他同时也拥护帝制。一八九五年他发表就职演说时，他主张向海外扩张。“如果德国国旗能在各海岸迎风飘扬，这对德国的远洋贸易而言，有相当重大的意义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德国贸易的规模相当有限，这和今天自由的世界贸易有天壤之别，于是韦伯在一八九七年表示： “唯有权力，赤裸裸的权力能够掌握外国市场。”德国工人还能在祖国或国外觅得就业机会，“然而，（这种情况）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成为昨日黄花了……。到彼时，工人们的前途完全要看祖国的资本和力量能够提供多少就业机会。”这种说法产生于殖民主义和主张帝制的时代，当时的世界观是以欧洲为中心。欧洲各国、俄国和北美洲（指美国），是当时世界政坛上的强权。

处在当时的世界局势中，韦伯觉得艰难、明确、冷静的政治“已受到来势汹涌的国家情感严重的打击。“他坦承他对权力与武力的看法，就和他坦承他对德国脐带相连的感情一样。在德国，他可以非常自信的生活。当时的德国是借着千年以来太平盛世的传统，建立起的完整的大德国世界。对于德国的前途问题，韦伯向来不做任何预言。每当他从纯粹社会学的一面讨论“民族”槪念时，他总是十分地模棱两可，而且对激发德国自我觉醒的意识毫无助益。

《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》

马克斯·韦伯著，甘阳 编选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8年版

他认为德国的民族观念以国家（state）为基础，当时，日耳曼人透过国家方能保持其形式与力量，这是政治上的第一要务。唯有透过国家，民族才有政治责任。韦伯将波茨坦（Potsdam）和威玛政权分开而论，他认为敌国的仇视与政治上的不负责任，都是在威玛时代种下祸因。

既然德国注定要成为强权，感谢俾斯麦，现在正是考验德国有没有实力成为强权的时候。大战期间，韦伯曾经表示，除了俄罗斯暴君以及具有悠久传统的盎格鲁・撒克逊民族之外，还有其他强权足以主导世界；以弱势国家而言，他们就会将箭头指向德国。韦伯于一八九五年时表示：

我们必须了解，德国的统一无异于令一古稀老翁去做年轻小伙子的莽行，如果统一之后德国非但不能成为世界强权，反而断送了她成为强权的可能，为避免损失过巨，德国还是不要统一的好。

我们身上有一股比“强烈的社会良知”还要沉重的压力——“我们要肩负的历史责任。”我们必须考虑淸楚，德国的统一对未来整个世界会造成什么影响，而我们又可能背负那些历史责任。我们必须在德意志帝国的情境下考虑这个问题，如此一来，凡是足以肩任时代使命的政治家才能崭露头角。

一次大战期间他一直处于激动状态，因为他热切渴求胜利，说得更贴切些，是使战争平息下来。他想让大家了解政治现实， 但是他的努力却终于徒劳无功。一九一八年大难临头时，他显得出奇冷静。现在，他将一切都归于“命运”……。而我们知道该如何和“命运”搏斗。

Paul Nash, We are Making a New World, 1918

现在该怎么办？从灾难来临的那一刻起，韦伯就开始从政治的角度思考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现在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可以做哪些努力？和以往一样，他还是以诚实的态度面对新变局。不论国家或是每个国民，都应该恪遵“诚实要求自我”的原则。

我们唯有真诚才能认清“世界强权的美名已离我们远去。……德国已不再是世界政坛上的要角：现在主导世界的是盎格鲁・撒克逊世界……。这真是令人难过的事实……。就如同古代的罗马帝国在迦太基战争（the Punic War）之后，理所当然地成为主导世界的政治中心一般，美国也将主导今日之世界政治。”从韦伯的远见可以得知，任何企图扭转局势的努力，只能在这场荒谬的游戏中激起片刻的希望（就连韦伯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才了解到这点），而且一定会带来更严重的新灾难。

德意志帝国失败之后，韦伯想到的第一件事是“沉思”。如果诚实的态度能使我们免于幻想的话，他对处于战败状态中的德国仍然信心十足。

对德国人民而言，国家是赖以生存的先决条件。他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，德国表现得相当无能的期间证明了这一点。 当时，他确实看见德国人民的“脸”，“遭到极度的摧残，这是其他经历过类似处境的人所没有的表情……。”但是，他立刻又挺身为当时指责德国“暗箭伤人”的控诉加以辩护。“目前兴起的轻率批评是卑鄙、不公、恶意的，这些人不负责任地将过错归咎于人民……。”

拉马尔迈松战役后的德军俘虏，1917

当时我们的情况如何？“一百一十年前，我们曾经让全世界的人目睹，我们，只有我们，能够在强大而文明的外来民族的统治之下生存。我们现在正在重演历史！”“因为我深切相信德国是无法摧毁的……。”那时，德国已经不存在了 ；只剩下日耳曼民族。我们可以发现“日耳曼民族相当惊人的才能、纯朴、 客观、能力……这些都是‘日常生活之美’，这和享乐陶醉之美恰成对比……。”“……虽然身陷于耻辱的黑暗岁月，我却从未像现在这样，觉得身为德国人是命中注定的福气。”

韦伯绝对不是一个盲目肯定国家一切作为的国家主义者，相反的，他认为应该看国家和人民能够成就什么。韦伯的国家主义是无条件、诚实、理智的，一般德国人信仰的国家主义正好与此背道而驰，他们的国家主义感情用事而缺乏勇气，昧于事实，以假想的安全感和愚昧的骄傲为满足，拿生命做赌注顺从军事武力，而丝毫没有自己的道德观。韦伯非常厌恶这种玩弄国家意识的游戏。对他而言，“一九一四年的德国”完全是“文学的产物”。

韦伯对国家的情感，即使在德国陷于绝望之中时也不稍减。他谈到那种“‘满足型’的德国人，他们无论何时都无法忍受没有 ‘胜利’，因为他们是满腔现实主义的政客”，是“‘现实政治 （Realpolitik）’无知的实利主义者……。”大战期间，他再度目睹大批士兵聚集于贝巴拉（Bebra）火车站的景象，他写道：

他们唯有在穿着制服的时候，才能真正发挥一点功用；制服不但赋予他们某种意义，也使他们如鱼得水般得其所哉，霍亨佐伦朝代（the Hohenzollern）只知道军事武力的形式：命令、服从、集中注意、夸大其词。

他于一九零六年写信给哈奈克（Harnack）道：“路德 （Luther）高高在上……对我而言，从历史的层面来看，我并不反对路德主义（Lutherism），但是路德主义是让人最最惊骇的主张……”，“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经验过任何形式的禁欲主义……这是我所痛恨的（就这点而言，我也痛恨我自己）。”

一九一八年失败成为事实之后，韦伯认为当时可以做的就是保住德国的尊严，这个想法使他对未来仍然充满了信心。但是实际情形却令人大失所望。德皇潜逃到荷兰。当战胜国要求引渡（他们所谓的）战犯时，鲁登道夫（Ludendorff）以及其他将领都避而不见。他们想将鲁登道夫等人送上法庭，承认战争罪行，如果鲁登道夫等人到了法庭，只是说明他们单纯的动机和行为，如此一来，只会使战胜国窘象百出，德国便可免于引渡战犯之羞辱（因此最后战胜国放弃了此项要求）。凡是对自己一切政治行为负责的人，都会誓死坚持原则。德国所信赖的这些领导者，却没能在失败时表现应有的风范。他们辜负了国家所托负的重任，也没有尽力维护德国的盛名。

兴登堡（左）与鲁登道夫

Paul von Hindenburg (left) and Erich Ludendorff

 Hugo Vogel,1917

当面对一切对德国以偏概全的批评，以及一切不负责任、恶意中伤的抨击时，韦伯一概否定这些说法。

战败使德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。韦伯认为，德国应该建立一套最高原则，无条件的支持所有政治活动。唯有如此，政治行为才会富于庄严的感情、牺牲的勇气，以及成熟的远见。这个最高原则并非教条，而是历史意义的精髓。现在德国还一直享有至高的权威，但是德国还能继续保持这份荣耀吗？当马克斯・韦伯谈到，德国已不再是世界强权，美国将取而代之成为主导世界的主力时，他表示：

人人都希望德国坚持下去，不和俄国合作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我们当前放眼未来世界政治的目标，因为俄国人的威胁只是暂时性的，而非永远。

韦伯于一九二零年逝世之前，发表这段带有批评意味（尽管不太正确）的谈话。他的意思是：今日世界的走势已经不只是着重于国家；而是强调西方自由国家与其盟国的团结。正如从前单独的国家一般，整个西方的历史意义（historical substance）是目前政治的最高原则，而且应该建立在自信的历史意义上。自一九一 九年以来，德国以其理性的政治主张，透过积极参与西方自由世界，已经获得了国家的自信。当德国开始发动反理性行动时，不但为德国，也为全世界带来了灾难。

政治思维中的理性，必须以知识为后盾。至于如何达成这个目标，则取决于政治意向的纯度。为了避免欺骗与自我幻想误导观念，马克斯·韦伯主张科学必须“免于价值判断”。唯有极力寻求科学上的正确性，才能真正解决感情的迷阵与复杂的争辩。马克斯•韦伯竭力保持客观是为了区别人们靠智识能够了解的事物，以及那些以个人意念决定价值的事物。可惜马克斯・韦伯并没有达成他的理想目标，恐怕未来也没有人能够达成这目标。因为在实际的科学思维中，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。人们思想的差异仅在于，有人认为将两者分开会干扰思考过程，有人则较偏向存在的混乱（existential confusion）而拒绝将两者界分。

苏马里（Somary）记录了一段韦伯和熊彼得（Schumpeter）之间的谈话，因为其内容极度精简，因此与其称之为一段客观的对谈，不如视之为一个意象。韦伯与熊彼得在一间维也纳风格的咖啡馆中遇到路多•莫里兹•哈特曼（Ludo Moritz Hart­mann）和苏马里。熊彼得兴奋地发表他对俄国革命的看法。 社会主义不再是纸上谈兵，而开始展现它的活力了。韦伯激动地说，共产主义……如果继续发展下去，如果没有带来空前的浩劫，也会以极端悲惨的局面收场。“一点也不错，”熊彼得说，“不过对我们而言倒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实验室。”“一个尸身遍地的实验室，”韦伯激动地说：“那里还有原子科学。”熊彼得反驳道。有人企图改变话题，但没有成功。韦伯的嗓门越来越大，情绪也渐渐激动起来，熊彼得则愈说愈和缓，但语气则趋向嘲讽。咖啡馆里所有的客人都好奇的观望着，最后韦伯跳起来说：“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形了！”他边说边冲向街道，哈特曼抓起韦伯留下的帽子跟了过去。落在后面的熊彼得笑着说：“怎么在咖啡馆里这样大呼小叫的？”问题的核心是：这就是所谓的免于价值判断的心态和科学的客观性吗？我们无法用任何科学知识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当韦伯探讨类似问题时，我深为他毫不矫揉造作的态度感动，这和低级的智识主义是一大对比；我也万分激赏他研究科学的方法——从不忘记人道的责任，这和科学所强调的超然镇静亦是一大对比。有些人抨击道，韦伯所谓的“免于价值判断”以及“客观性”，使得一个人的心、意志，以及行动变得麻木；其实事实正好相反。可惜直到如今，人们仍然无法了解“免于价值判断”的真正意义，以及该如何实践这个理想。

费利克斯米勒，《演讲者奥拓·吕勒》，1946年由艺术家本人复制

表现了德国十一月革命领导人之一奥拓·吕勒（Otto Rühle）

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（KAPD）发表讲话时的场景

不论政治的目标为何，只要是伟大而且严肃的政治皆应以责任为基础。韦伯将信念伦理（principle ethic）和责任伦理 （responsibility ethic）分开不是要开放一个完全仰赖责任伦理、没有原则可言的政治。责任伦理的意义包括，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的观念，并随时准备牺牲，当然，这不包括为足以伤及政治本身的原因牺牲。

……当一个成熟的人——无论年轻或年迈——全心地体会出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的真义，并且在伦理上表现出负责的态度时，他就有资格说：“我再无旁顾， 这就是我的立场”，这是异常惊人之举。只要一个人的本能不死，他迟早都要面对这个关头。因此，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不是绝对对立的，它们相辅相成，共同构成一个真实的人 ……

韦伯并没有指责世界、人性，以及德国人，他蔑视自认为高人一等而大肆批评的做法，好像只要照他们的话去做，一切就万无一失了。韦伯认为，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要敢于提出全世界都反对的主张，也有勇气耐心地“以热情和洞察世事的目光为后盾，接受种种磨难”。

韦伯严肃的政治观，能够透视经常遭受严重侵扰的温和政治。有些人自认为比韦伯高明，但同时又非常崇拜他，这些人自我满足的心态使他们坠入政治地狱。这种情况并非导源于巨大的政治责任，却常常持续不绝。这往往使人昧于现实中的威胁，任凭灾祸袭击，它也会削弱人们应付灾祸的能力，而无法勇敢地处理非常情况。在讨论“真理”（truth）的那篇演说中，韦伯没有完整地陈述其论点，而且他似乎觉得这些并不重要。他对“真理”和他的同胞没有任何要求；相反的，真理失去了真确性，因此也就失去了意义。这种低估一切事物的趋势，使得人们的热诚开始动摇。随着贵族阶级（Aristocracy）与社会地位的瓦解， 能够成就伟大事业，并有能力拯救国家厄运的人才愈来愈少见 。

当时，韦伯可说是最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人。他将现实一分为二，一是不可改变的部分，一是有些存在已久，但可能改变的观念、看法，以及人们的意向。在发动之初即可预见将导致美国参战的无限制潜艇战争，不是必然发生的。威尔逊在休战条约上提出德国全面解除武装的主张，此项主张一出，不但使威尔逊的权力一落千丈，更被排拒而不得参与凡尔赛条约的订定，因此威尔逊的主张也不是必然发生的。和其他情形一样，韦伯早在事情发生以前就看清了一切。德国却没有接受他以政治教育逐步改变国人观念的主张。

有人认为韦伯在关键时刻太不务实，对人们要求太高；他内心的挣扎是因为他希冀人们达成他们做不到的目标。这些质疑的解答是：如果韦伯内心的热诚被贬斥为处于纷乱状态，因而使他的真诚无法涤清思想与动力，那么人类很快就会走上衰亡之路。 大家之所以认为韦伯的要求过高，不是因为他不切实际，而是因为人类本身的处境。

马克思主义者（Marxist）视韦伯为中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评断，可能仅是语出偶然。（他们）认为这就是韦伯思想谬误之处，然而这种非难毫无客观事物与事实为凭据。韦伯意识到当时所有政治行动皆与中产阶级息息相关，马克思主义式的批评，在残酷的形式以及强大的力量之下，的确有可观的破坏力；然而，……我们可以从韦伯的话语中找到答案：“我们无法和意识形态的斗士讨论。”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亲自和他们讨论过，因为他的原则是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有讨论的余地。唯有双方面对面的讨论，才可能厘清歧见。如果一个人能够开放自己，并且接受他人质询自己的原则与行为，那么他就比较容易发现真理。相反的，封闭自己智识的人，极容易陷入混乱。一个人应该能流畅的抒发思想，向他人的想法挑战，并且参与分别质询彼此假设的讨论，以上这些，就是韦伯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的答复。

有一派激进的批评严重地扭曲了韦伯的政治思想，他们认为韦伯为希特勒铺下了康庄大道。他们表示，韦伯的社会学槪念（可能是指领袖的理想与具卡理斯玛型领导权[ Charismatic leadership ]，这与他针对当时的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提出的政治动机一样，以及他对权力与武力的深入剖析，皆与纳粹思想 （Nazism）如出一辙。为了强调韦伯关于权力与武力的言论， 他们规避不谈韦伯对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看法。

《学术与政治》书影

马克思·韦伯 著

如果你发现魔鬼、认清他、了解他，并不表示你和魔鬼一样。韦伯难道真的认为权力与武力是首要目标吗？他曾在一篇论文中，谈到价值自由的意义：

在价值领域中，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观点：希望国家的力量能在可能范围之内逢到高峰，其目的是迫使一切反抗力量服从。但就另一方面而言，同一观点也使国家否定了其他“各别”的价值观，它只是一个为达成某一 特定价值的手段，而此一价值可能确保封建之荣辉，因此为维护其尊严，它就不能摆脱此一价值观。

韦伯这番话说明了一种可能性：在现实世界中，一旦发生类似状况，一定要靠权力及武力来维护政权。这似乎是必然的状况，但韦伯不喜欢这样；他认为这种现象背后潜伏着足以使国家覆亡的因素。国家沦为技术手段，利用成员之政治责任来延续命脉。国家在求生存的过程中，如果没有遵循正常的游戏规则，终会因为技术手段与权力过度发展而招致灭亡。当国家步上穷途末路时， 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了。

一个常常把远见与意志（insight and will）混淆不清的人，很容易为韦伯的社会学范畴所迷惑。韦伯社会学中“卡理斯玛型支配”的范畴，事实上是价值中立（value-neutral）的。其是人们的行为表现，以历史事件的形式充实了槪念内涵，这不是任何社会学所能维护或扬弃的。就社会学观点来看，摩西（Moses）、培里克利斯（Pericles）、凯撒（Caesar）都和克尼波道林（Knipperdolling）与希特勒一样，同属此一范畴。然而，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却并非以社会学和知识为基础，而是取决于其政治意向与判断。一九一八年时， 韦伯思考权威式民主制度（authoritative democracy）的问题、 但是他却找不出足以担任此一重任的领袖。这样的领袖必须在真正民主制度下，经历政治斗争的敎育方得以产生；他们不是人们因应需要，就能透过选举而立即产生出来的。韦伯的想法也许和尼采类似——领袖人才的必要本身便包含了极大的危险，他们可能无法展露头角，也可能以暴君为收场，这些是最令我们担忧与绝望的。

韦伯不熟悉也没有亲自目睹稍后在俄、德两国实现所谓技术时代中极权统治的原则（a principle of total rule）。极权统治与韦伯实现伟大政治的道路，正好背道而驰，因为韦伯认为极权统治代表了政治的终点。韦伯还活在希腊政治自由的时代中。

Pericles's Funeral Oration 

by Philipp Foltz ，1852

韦伯赞成德国以国家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形态存在吗？韦伯的态度似乎是肯定的，他认为无论古今，这个问题都不能单单取决于宪法或统治阶层，因为关键在一个政治体制是否能让人民的政治才能发展到极致，并且是否能成全社会正义与自由。他和威廉政府抗争的原因是，这个政权阻滞了优秀政客在自由的民主竞争中向上攀升的机会，因此，为国家带来了莫大的危机。然而当时的德国并未意识到这个危机的严重性，因而仍旧沉醉在封建的光荣之中。但是如果韦伯亲身经验到失去封建光荣的德国，他会做何感想？至于一九三五年萨尔省（Saar）的公民投票，他又认为如何？在我看来，韦伯的法则似乎失去了实效：他对于该选择那一种宪法漠不关心：先把德国整顿好，再考虑宪法的问题吧！这个国家已经扬弃封建传统了。现在，要恢复德国的尊严，只有考虑环境的问题了。在解放的过程中，公民投票是一挣扎之举。公民投票可以代表整个被凌虐的德国的声音。因此，我当时以为马克斯・韦伯会赞同萨尔当地（Saarland）少数人的意愿：他们不愿屈服于被屠夫及其罪孽深重的爪牙所把持的非德帝国（un-German empire）。然而 ，这只是我根据韦伯的思想所做的假设。其实，韦伯并不清楚国家社会主义。如果韦伯在一九三三年之前就发表他的思想，说不定纳粹党便无法掌权，但这根本是不可能。梦想而已。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话，即使在今天，他的政治思想也只激起了微弱的回响而已。

如果韦伯亲身经历了国家社会主义，他会有什么感想？他对德国的失望之情，一定无法想象。果真如此，他会采取那些政治行动或产生什么看法呢？他无法接受一个在封建余绪中无从拥护尊荣的德国。因为这所谓的“国家”，正逐渐蚕食整个日耳曼民族。

这是否意谓韦伯对德国彻底绝望了 ？尽管德国在一九三三年至四五年间所受的凌辱远甚于一九一八年，如果所有恶极的事物能发挥技术上的效能，如果所有足以代表德国的事物都被抹煞殆尽，是否还能找出任何有德国味的事物？如果韦伯因为象征德国的事物而被牺牲了怎么办？这一切答案，我们都不得而知。然而我个人认为，韦伯绝不会对关于德国的一切彻底绝望。

雅斯贝尔斯著《论韦伯》台湾译本书影

如果政治已步上穷途末路；换句话说，如果自由人的政治只能任凭命运摆布时，将会导致何种结果？失去了政治尊严之后，也许人们还是能够看清所有象征毁灭的外在征兆：在群体当中个人存在的亲密性，对事物的了解，内在的真诚，以及衰败的必然性。即使在命运是政治的唯一终点时，政治还是命运，然而政治并非人类的终极目标。一位普鲁士官员在临终之际，被问及心中感想时表示：“一生为国。”至于马克斯・韦伯的临终之言则是：“真实即真理。” █

本文节选自卡尔·雅思陪（雅斯贝尔斯）著《论韦伯》，鲁燕萍译，顾忠华校阅，桂冠出版社，1992年，注释从略，略有删减。

编辑 | 邹子晗

审核 | 杨　勇